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

摘要 「國籍」之囚:台籍戰俘監視員的離散經驗

「國籍」之囚:台籍戰俘監視員的離散經驗
劉慧真(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國籍」nationality與「離散」Diaspora)的關連性。在台灣特殊的近代史發展脈絡中,多次遭遇國籍轉換問題,連帶地台灣人的認同樣貌也更形混雜。1945年,台灣脫離殖民地處境時,有某個特定世代、性別、階級、職業的人群,因劇烈的時代變遷與國籍轉換而成為離散族群。他們是年約二十歲的男性,應日本軍方招募成為「軍屬」,擔任職務為派駐於太平洋戰區各地的「戰俘監視員」。終戰時,他們被盟軍視為「戰犯」,在人權未被充分尊重的情形下,多半被判處十年以上、甚至被絞首的重刑。這些台籍戰俘監視員被長期監禁在戰犯集中營,過著強制勞動的苦役生活,無法返鄉,甚至客死異地;而歷劫倖存者,因缺乏學歷並且與社會隔絕過久,餘生幾乎都飽嘗顛沛流離之苦。他們依違於日本、中國(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新、舊祖國之間的「國籍」夾縫,隨著戰後的國共內戰、冷戰體制、威權政體…等等局勢發展,他們的相關權益遭受剝奪,處境極為艱難,同時產生了認同上的混亂與歧異。
本文試圖呈現這群始終處於「局外處境」,被視為「他者」的「戰爭期世代」的離散經驗,為長期遭受漠視的近代戰爭史研究,稍稍填補「歷史的遺漏」。 

關鍵字
離散   國籍  台籍戰俘監視員   戰犯    戰爭責任

前言:一視同仁----台灣人老兵運動

一視同仁----台灣人老兵運動


彭琳淞


一、前言

二次大戰結束前後,不少台灣子弟因國家機器動員而走上戰場,短短幾年內,他們穿上代表不同國家或政治勢力的軍服為其效忠,從「日軍」到「國軍(國民政府軍)」再到「解放軍(共產黨解放軍)」。
身著日本軍服,因為當時台灣歸屬日本,台灣人為日本國民,被動員為日本國效命;換上國軍軍服,因為戰後國民政府以盟軍軍事占領之名行接管之實,以欺騙威嚇之手段召募台灣子弟,或將台灣人日軍現地留用(如於海南島),投入國共內戰;改披解放軍服,因為在國共內戰失利被俘,反而被押著反過來要「解放台灣」。台灣子弟這種因政權所處位置不同而出現的角色轉換,既快速又無奈;有人同時經歷了上述三種身分,有人經歷了二種,也有人只經歷一種。戰後台灣,在白色恐怖政治氛圍中,加上仇日及反攻復國的統治意識型態,台灣人的這段經歷也成為被遺忘或刻意被掩蓋的一段史實。
    然而,戰爭結束三、四十年後,當年這些被動員去效忠統治者的台灣子弟或其遺族,毅然重現街頭戰場,這次他們站出來要為自身權益而戰。
    本文即在探索這波「老兵運動」,包括了「台灣人日軍老兵運動」及「台灣人國軍老兵運動」;前者起於1975年所展開台灣人日軍對日本政府的索償運動,後者則伴隨1987年開放至大陸探親(包括老榮民返鄉)而發展出來向中華民國政府爭取權益的運動(包括滯留中國之台灣人國軍返鄉、安養照顧等)。
    在此,本文須先就部分用詞的使用做如下說明。
首先,本文使用「老兵運動」一詞,目的在彰顯當年被動員的台灣子弟於邁入老年後所展開的集體行動,同時要來對比一般所認識的榮民老兵運動或榮民返鄉運動等。其次,本文在標示不同軍人身分時,使用「台灣人」一詞,有別於一般常用的「台籍」,乃因「台籍」同時有「省籍」與「國籍」的意涵,為免混淆,而以「台灣人」為統稱;事實上,在台灣常使用的「台籍日本兵」一詞,在日本則以「台灣人元日本兵」稱之,正與本文相同。此外,「軍」一詞,可用於國別或不同政治勢力之軍事部隊之稱,但與「兵」同時出現時,又會有部隊裡上下階級之別的意涵,為求一致並避免混淆,本文一律使用「日軍」、「國軍」與「解放軍」以示區別,而「國軍」在中華民國行憲之前單指國民政府軍,行憲之後則又指中華民國國軍,「解放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單指共產黨解放軍,成立之後則又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簡言之,本文除基於引文及標示組織或團體外,一律採上述三用詞原則來以指涉所討論的對象。
回顧以往研究,「台灣人日軍」之質與量較多,「台灣人國軍」部分則甚少被研究。[1] 就本文所要討論的老兵運動,在「台灣人日軍老兵運動」部分,除口述史料外,主要研究有蔡慧玉的〈台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2] 及林志剛的〈人權的演繹----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3]。前者,一方面全面探討對日索賠(及索償)之國際發展脈絡與比較,以及台灣對日索賠(及索償)之法理探源,同時也將台灣人日軍的索償放在台灣民間對日債權(包括台灣人於日治時期之保險與郵政存金等債權)的範疇內討論;後者,則完整紀錄了台灣人日軍老兵對日法律訴訟及向國際人權委員會控訴的過程,完整的法理討論是其特色。然而,兩者研究分別完成於1996年及1994年,對之後的運動(如指日方對軍郵等債務處理)發展則未能有所著墨。
在「台灣人國軍老兵運動」部分,除口述史料外,主要是許昭榮的《台籍老兵的血淚恨》、《台籍老兵血淚史》等多本著作,[4] 「文武兼備」的許昭榮除積極帶領「台灣人國軍老兵運動」外,也為該運動留下許多重要文字紀錄。在前述著作中,許昭榮除對當年國民政府在台之召募、作戰(參與國共內戰)及戰後處境之基本面向已有初步研究,同時也記錄了老兵運動的發展歷程,尤其是他至中國各地奔走,為滯留中國的台灣人國軍老兵之生命故事留下珍貴資料。2005年之後,其所領導的台灣人國軍老兵運動之相關紀錄,則未再整理出版。[5]
    事實上,台灣人日軍老兵運動於2000年日方完成以120倍基數來處理軍郵等債務後,即未再見到相關運動訊息;而台灣人國軍老兵運動於2009年高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正式啟用後,也已告平息。筆者認為,此刻有關這兩項運動的完整研究有其必要。
    其次,筆者認為,即令以「殖民地」來處理戰前台灣為日本統治之事實,但台灣人當時乃日本國民,日本政府對台灣人的軍事動員,不同於大東亞戰爭時日本於其佔領地內所進行的各項勞力動員;而且台灣人日軍以日本軍人身分為日本國效命,[6] 日本政府與台灣人日軍的關係,也不同於當時台灣一般民眾與日本郵局或機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所以,蔡慧玉將台灣人日軍戰後相關權益之爭取置於一個廣泛的「民間對日索賠」架構之下,雖為一種研究視角,卻模糊了台灣人日軍的獨特歷史意義,以及對日老兵運動特殊性,相反地,宜將之抽離、獨立為一個研究主題。
    此外,筆者也認為,台灣人日軍、台灣人國軍及台灣人解放軍這三種角色於短時間內的快速轉換,乃二戰前後台灣人於不同政權與統治勢力下處境的重要史實,研究上除個別深入研究之外,更應同時顧及三者,始能掌握前述的獨特歷史意涵並做比較分析。
    「台灣人日軍老兵運動」及「台灣人國軍老兵運動」雖各有其發展脈絡,但誠如上述的說明,兩者彰顯了相似的運動意涵,本文即將試圖同時重建這兩項老兵運動發展的艱辛歷程與理解脈絡,並將討論焦點放在老兵運動的「訴求」及「國家/軍人關係」兩議題上,前者要掌握「他們要的是什麼?」而後者要討論「今日的國家如何對待昔日的軍人?」


[1]  有關「台灣人解放軍」之研究,台灣國內除新聞報導外,未有相關學術研究,至於在中國的相關研究,筆者未來將另文探討。
[2]  蔡慧玉,〈台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臺灣史研究》31)(1996/6):173-228
[3]  林志剛,〈人權的演繹(上)----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律師通訊》17219931月號):34-42;〈人權的演繹(下)----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律師通訊》17319932月號):25-37
[4]  許昭榮,《台籍老兵的血淚恨》(台北:前衛,1995)、《台籍老兵血淚史》(個人出版,2004)、《動盪時代的無奈:臺籍老兵血淚故事》(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5]  目前相關資訊存放於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
[6]  在此軍人乃廣義意函,包括軍人、軍屬(及軍伕)。

摘要:日本殖民統治末期戰爭意像之塑造與殖民位階差異(1937~1945)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戰爭意像之塑造與殖民位階差異(1937~1945)

李東諺

 
本文欲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末期(1931~1945),臺灣總督府在協力日本對外擴張戰爭時,於臺灣進行的戰爭動員體制過程中,戰爭意像(image)的塑造過程與殖民統治的位階差異間的連結。「總體戰」戰爭形式出現後,意味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及影響的無遠弗屆,此一轉變,各國政府必須更為有效的動員及組織國家力量來投入戰爭,包含殖民地動員在內;而國家在遂行戰爭動員的過程中,必然牽涉內部統治結構與制度的轉變,如戰時總動員體制的建立,此一轉變施行在本國相對較為順遂,但在殖民母國之於殖民地的脈絡下,就顯得較為複雜。 
殖民統治時期存在著差別待遇與民族認同等問題,而在戰爭進行期間,動員臺灣人參戰伴隨而來的影響層面,諸如身分認同、階級流動等問題,另一方面臺灣人因加入殖民母國的戰爭行列,造成權利義務某種程度的變動,更加凸顯殖民地在戰爭問題中的錯綜複雜;再者,伴隨戰爭而加速的近代化建設,也間接使台灣人因參與現代戰爭而習得部分知識技能,或因權利義務的賦予與擔負,產生身分位階的流動現象。但對殖民者而言,殖民現代性在戰爭動員期間,卻一直是矛盾且反覆的流動存在,因為最大的課題即是:賦予殖民地人們什麼樣的戰爭?也就是戰爭的意像,而總督府在戰爭宣傳與戰爭意像的形塑時,透過各軍事動員組織團體如:軍夫、軍屬、志願兵到徵兵制度時,傳達塑造的戰爭意像與被殖民者所認知的戰爭之間,是否存在差異現象,對這群最直接接觸戰爭的殖民地人民來說,戰爭意味著什麼?此問題牽涉被殖民者對戰爭本身的接受與認知程度,與殖民者的初衷之間的矛盾互動。

關鍵詞:總體戰爭、動員、戰時體制、戰爭意象、位階差異

前言:二次大戰前日軍在台航空兵力佈防之初探

二次大戰前日軍在台航空兵力佈防之初探(1927-1945
曾令毅
壹、前言
19279月台灣第一個正式的航空機構「警察航空班」廢班閉鎖後,即因「國防因素」之考量,將原本駐紮於九州福岡太刀洗的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移防至屏東,並擔負起帝國南方門戶的空防任務,故探討所謂的「國防因素」為何,以及為何在此時將陸軍航空部隊駐防於台灣,即成為本文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而此飛行聯隊除了是第一個駐防台灣的航空部隊外,其成立的過程及移防台灣的原因則與1920年代開始的「海軍軍縮」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並且直接影響到1930年代以後台灣航空兵力的佈防和發展。因此,本文將由「軍縮」與駐台航空部隊之關係開始探討,並對軍方航空部隊歷年在台灣的諸多航空活動進行整理與分析,以釐清各軍種在不同時期於台灣所扮演的角色與性質。


摘要:福澤諭吉「台灣領有論」的地緣政治分析

福澤諭吉「台灣領有論」的地緣政治分析
 
近代日本,做為競逐東亞海域權力的參賽者,在明治維新前,島國的地理特性,使日本得以長期保持其政治的獨立,發展其獨特的文化與傳統。拜近代交通科技發達之賜,海洋交通漸次發展,使日本得已通過海上交通線,導入西洋文明,促成明治維新,進入現代國家之列。
19世紀的台灣琉球日本,三者在東亞海域連成弧形海上防衛線的島嶼,就在複雜的強權角力中,在國際政治舞台登場。日本垂涎台灣可以遠溯自戰國時期末葉,倭寇以武力侵佔基隆等地,做為襲擊中國大陸華南地區的根據地;近代以降則以福澤諭吉的「台灣領有論」為開端,立基於日本的地緣戰略思考,從琉球的邊疆防衛,漸次轉向領土擴張,而有1895年割取台灣的戰略實踐。
本文旨在運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方法,通過地緣政治研究途徑,嘗試分析福澤諭吉「台灣領有論」的地緣戰略意涵,進而解明十九世紀日本的地緣政治密碼,以及處在東亞地緣政治變動核心的台灣,如何被納入當時日本規劃的國境安全所界定最適征服線範圍內的地緣因素。
地理雖是一國規劃對外戰略的重要因素,但卻不是地理決定論所指稱的恆定不變因素,每個國家會因回應不同時空背景,基於生存與安全需求,而做出戰略轉換。福澤諭吉「台灣領有論」雖只是以「防衛琉球」的領土安全戰略需要,以社論形式發表於『時事新報』的評論文章,總合分析其觀點,一方面脫胎於「脫亞入歐」的文明觀,另一方面也連結地緣政治的論理。
在最終分析上,日本所處的地理位置制約其對外行為,並依據地緣政治密碼規劃國家安全戰略。日清甲午戰爭前後時期的日本,在地方層次上,維護日本領土安全;在區域層次上,控制東亞海域,防堵清帝國與朝鮮結盟或形成足以威脅日本的力量;在全球層次上,實踐「脫亞入歐」論理,在西太平洋挑戰美國。福澤諭吉「防衛琉球,割取台灣」論理是實踐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原型。

關鍵字:福澤諭吉、台灣領有、地緣戰略、地緣政治密碼

摘要:若櫻的戰爭足跡: 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佈署與戰後復員(1944-1946)

若櫻的戰爭足跡:
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佈署與戰後復員(1944-1946
 陳柏棕
摘要

日本海軍因戰況急轉直下戰力被大量消耗,面臨急速增員需求,開始計劃動員殖民地青年加入海軍。因此,於1943511,由日本通過閣議,宣佈在臺灣及朝鮮兩地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訂於該年81正式施行。總計日方在臺灣共徵募了六期的海軍志願兵,除第一期招募1,000名外,其餘二至六各期各為2,000名,共11,000名。
19446月底始,臺灣海軍志願兵陸續從高雄海兵團受訓完畢,準備進一步派入各海軍部隊,然其分派的時間點,正逢盟軍從太平洋展開激烈的反攻之際。當時,被投入各戰區的海軍志願兵肩負相異的作戰任務,並因所在地點的不同而有相異的處境,其中被派往日本的部份人員,更因「護國丸事故」產生重大死傷。其後,隨著1945815,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被分至各地區的臺灣海軍志願兵亦隨之展開戰後復員,所承受的命運也因分屬地區而有不同。本文試由口述資料與周邊史料,以拼湊臺灣海軍志願兵的派遣與復員輪廓。

摘要:太平洋戰爭下臺灣拓植株式會社在菲律賓之開發──以「五年棉花增產計畫」為例

太平洋戰爭下臺灣拓植株式會社在菲律賓之開發
──以「五年棉花增產計畫」為例
陳世芳


摘要
  目前關於日本統治菲律賓的軍政時期間(1942-1945)之相關論述,主要以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為主。但在日本的研究視角下,臺灣總督府對菲律賓軍政時期間所提供的種種協助及貢獻,常被視而不見,臺灣的重要性也幾乎被抹煞。為了定位太平洋戰爭下臺灣總督府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日治時期臺菲關係之拓展為背景,193611月成立之臺拓公司進駐菲律賓進行開發之事例為主軸,闡述臺灣總督府在歷來執行的「南支南洋政策」下所累積的「南方經驗」,如何在1936年日本帝國正式將「南進政策」定為國策後,擺脫自1925年刪減「南支南洋施設費」以來,在政策執行上的「沉滯期」,並以臺灣拓植株式會社為媒介,將臺灣方面的人力、物力、財力及「臺灣經驗」輸送至菲律賓,協助日本在菲律賓的軍政統治。

  本文期將視角向外擴張,以南洋的重要地域「菲律賓」為一實例,詳加討論作為日本「南進基地」的臺灣,如何實際發揮其在「南進」上效用,將臺灣拓植株式會社之運作作為有力之臂膀,使臺灣總督府的影響力深入日本南方軍政統治之中。本論文將分成三部分進行探討,首先,概略闡述日治時期臺菲關係之發展,並說明臺灣拓植株式會社之成立過程與目的。接著,討論臺拓如何透過子公司「比律賓產業株式會社」之運作,為日後進駐菲律賓進行實質開發預作準備。最後,以臺灣拓植株式會社在菲律賓負責的「五年棉花增產計畫」為例,分析臺拓社員如何貢獻熱帶農業栽培之相關經驗,而由臺灣輸出人力、物力、財力及「臺灣經驗」之作法,對日本統治菲律賓具有何等意義?另外,本文也將述及日本在菲律賓展開為期三年八個月的統治,對菲律賓人的生活帶來何種影響?透過上述的討論方式,期能對臺灣總督府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期、中期、後期間,在菲律賓進行的各項政策及措施有更完整的理解,也為戰前的臺菲關係作一陳述。

關鍵詞 南進政策、比島軍政、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五年棉花增產計畫